百年清华

杨训仁（1952物理）

中学我主要是在重庆南开上的，最后一年才转到南京钟英中学，1948年毕业后就报考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临考那几天我正感冒，还发着烧，考“国文”时更是晕晕乎乎，拿起试题一看，其中作文题目有两个，我的第一反应就本能地认为是“二选一”，并且本能地选了第一个“论叙型”的题目，待到将全部试题答完后作最后检查时，才忽然猛地醒悟过来：题目上并未注明是 “二选一”呀！时间只剩下不到20分钟了，急忙将第二个作文题（记得好像是“夏夜”）匆匆写完，这绝对会影响成绩，但后来还是侥幸地收到录取通知书。回想起来真是后怕，若不是那一“猛地醒悟”，今生肯定与清华无缘了！

当年“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津浦路不通，从南京到北平只得先坐一夜火车到上海，再坐三天三夜海轮（第三天经“黑水洋”时遇特大风浪，船身倾斜30度以上，连厨师都晕船躺倒开不了饭，其实即使有饭也不会有人去吃）到天津，再坐几小时火车到北平城里，最后再换乘汽车到清华园。这一历程对一个初出家门的十八九岁小伙子来说是过于艰难了。旅途的困扰和劳顿很快为初到美丽清华园的兴奋和喜悦所取代。行装甫卸就去报到，但又被要求立即返回城里骑河楼去做Ｘ光胸透检查。

清华物理系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这里集中了当时国内的名师：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彭桓武、孟昭英等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他们确实使我获益匪浅。各门课程均无教科书，主要靠老师的课堂笔记，然后自己去看指定的原文参考书，这些书在图书馆里只有有限的几本，概不出借，只能在馆内阅读，所以每当白天无课时或晚自习时都要去“抢”。

注重基础是清华的一贯传统，对于一个理科学生最重要的基础莫过于数学和外文。微积分和微分方程是必修课，后来我又选修了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二），但从日后的工作需要来看，这些还不够，至少应再选修一门复变函数。外文也是清华的强项，那年大一英文分有十多个组，01组是为外文系学生开的，我被分在02组，只有这两组是由美国教师用“直接法”讲授的，我并不认为那美国教师有多么高明，但从他那儿得到的口语训练却成为我后来多次应邀出国讲学的“老本”。大二时要求选修第二外语，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选俄文，但我考虑到一是将来有的是机会学俄文，二是对物理系学生的特殊重要性而选了德文。至于俄文，我是后来在科学院读研究生时用一个月的时间突击自学的，为了巩固成果，“趁热打铁”翻译了一本5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分层介质中的波》，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时传为佳话。后来此书有了第二版，我先是应出版社要求按美国“权威”学者的英译本转译的，但遇到许多在物理上读不通的地方，只得找来俄文原著从头再校正一遍，最后发现英译本中的错译和漏译共400余处，我将“勘误表”分别寄给原作者（苏联科学院院士）、英译本的出版社（Academic Press）和英译本译者，前二者都备加赞扬，但却得罪了那位“权威”学者。

清华的另一传统是要求知识面广，理学院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之外，还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我选的是吴景超先生的“社会学概论”，而我在旧中国的“最后一课”也恰恰是这堂课。那是1948年12月13日，时近正午，清华园里已是炮声隆隆，可吴先生依然镇定自若，说：“这在清华园是常事”。出于对古典音乐的酷爱，我还选修过“基本乐理”，那时清华设有“音乐室”，备有许多钢琴，供同学们随意练习，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清华对全面培育人才之用心良苦。

从清华解放到北平和平解放那段艰难的“围城时期”，我深切体验到清华人那种不怕困难、团结奋进的精神。本来我们同系、同年级的同学之间并无来往，既不同吃也不同住，甚至也不同上课，所以彼此几乎不认识。但为了迎接解放而进行的“护校运动”却把我们凝聚成一个人。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将科学馆中的贵重仪器集中到一楼，并日夜轮流值班看守。有国民党军要在园内设立炮兵阵地，同学们前去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其撤走。供应问题是围城时的主要困难，例如没有菜、馒头里满是小肉虫等，但毫无怨言。以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迎接解放。

我这人本来是从不过问政治的，但对解放的激情和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驱使我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例如：在解放前就参加的“识字班”活动，利用晚上课余时间到附近农家教大人、孩子们识字；解放前夕参加“小分队”，住在沙滩北大，负责调查东城区国民党军、政机关，为解放军接收作准备。1949年暑假参加“北平大学生暑期学习团”，也是住在沙滩北大，两个月内共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参加“打虎队”，不过事后遗憾地得知，被打的100％都是“假老虎”！我在清华还参加过另一类社会活动，例如三年级时在清华附中代过物理课；四年级时做过“学生助理”，带外系学生上“普通物理实验”课；当然这些都是义务性的。1952年毕业前不久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清华的诸多往事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大二时我突然染上了黄疸性肝炎（甲肝），就是在校医院住院治愈的。通过这次事件使我充分感受到清华校医院的医术和医德，以及同学们的友爱。由于患病未能参加理论力学的月考，病愈后周培源老师把我召到他办公室进行补考，一周后将考卷发还，得了90多分，从这事也反映出清华教学之严谨和老师之极度认真。

改革开放以后，我只要是人在北京、条件许可，必定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有两次乘返校之机向母校大图书馆赠送了我刚出版的专著。近年来我还多次因公返校，如物理系请我讲课，向即将毕业的本科生介绍有关专业的最新发展、工程力学系请我主持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等等。我的“清华情结”还进一步扩展到海峡对岸。2000年12月，我应台湾大学理论物理中心之邀前往讲学，不少单位闻讯后也来邀请，其中除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东吴大学之外，更有新竹清华，而后者把我的讲演时间安排得很特别，即在中午12点正，听讲者每人可以领到一盒“便当”，边听边吃。起初我对这种安排很不以为然，事后从侧面了解到这还是对我这位老校友的一种特殊礼遇呢。在有限的逗留期间，负责接待的教授还特意陪同我去晋谒了老校长梅贻琦的墓（就在校园内），同时表示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大陆清华人来台进行学术交流。

自从离开清华半个世纪以来，时刻未敢背离母校的教诲。无论在智的方面还是德的方面，母校所给予我的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2005.3.2